第七章 回忆与未来

前门那片儿，现在看着跟老照片里的差了不止一点半点。当年那会儿，出了火车站，胡同口的老槐树还郁郁葱葱，蝉声一阵阵扯得老高。现在呢，树还是那棵树，就是旁边盖起的高楼把影子都挤窄了，树冠在楼缝里头瘪得跟没气的皮球似的。

我当时揣着那信封，心里头跟打鼓似的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沉甸甸的，也不知道里面装的啥玩意儿，反正让俺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。卖冰棍儿的老李头，那会儿可精神，脑门上油光锃亮的，吆喝声能惊走麻雀。他总说：“三毛一根！薄荷的！山楂的！” 嗓子尖得跟针扎人。

往东城走，脚底板都快冒烟了。那信封一股劲儿地鼓着，也不知道是信纸胖了，还是俺的心虚胖了。走到南锣鼓巷口，一阵烤红薯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现在这地方可热闹了，洋人比本地人多，小摊小贩叫卖声跟集市似的，早不是当年那会儿的胡同气儿了。

信封里是老张头的遗嘱。老张头是我小时候的邻居，在胡同口开个小杂货铺，炸酱面铺子。他走的时候，就剩个空铺子，信封里这几页纸，是他临走前托人转交的。老张头那手字儿，龙飞凤舞的，看得俺是眼皮直跳。

“小子，”信里头是这么写的，“我这铺子，开了几十年，攒下的这点儿东西，你看着给处理了吧。那槐树底下那块地，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你给守着。”

俺把那信纸往怀里揣了揣，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。那棵老槐树，现在是老胡同里最后的一棵了。年间，胡同里的人没少在树下纳凉、下棋。夏天的晚上，蝉鸣声跟纺车似的，一唱一和，听得人眼皮发沉。

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日子，简单得跟白开水似的。胡同长，进进出出的人多，谁家有点儿事儿，跟赶集似的，全都知道了。谁家娶媳妇，谁家孩子上了学，谁家老人走了，都是街坊邻居的谈资。那时候的胡同，就像个大家庭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老张头走的时候，把铺子交给我。俺接过来，一边守着那摊子，一边琢磨着未来。那时候的北京，正是变化快的时候。老房子拆了，新楼盖起来了，胡同变窄了，人变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