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国蹲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，手里把玩着一块红塑料皮的小手表。太阳毒辣，晒得他后背脱了层皮，汗珠子掉在地上，“滋”地一声就没了。他这是刚从地里回来，一天挣了三块五毛钱，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，也算是个不错的数字了。

“建国，跟你说个事儿。”旁边树荫里，同村的二狗掐了根黄瓜啃，另一只手往他面前一递，手里捏着个红漆皮的本子，“公社发的人党申请表，我也填了。你想不想也填一个？”

王建国抬头瞅瞅二狗，那小子那张脸，跟榆木疙瘩似的，愣是能被太阳晒出油来。他以前是生产队里的赤脚医生，后来不知咋就接触了些“反动思想”，被开了批判会，也算是成了村里的异类。现在他主动找自己，王建国心里亮堂。

“咋了，二狗？你看我像能入党的人？”王建国把那块手表链子撸下来，在手里转悠，那表是前年跟亲戚换来的，现在村里就他一个戴手表的。

“去你的！”二狗啐了一口，“我跟你说正经事。咱们村就两个大学生，一个去当老师，一个去当工人，我寻思着，这乱世出英雄，能跟上趟的，没几个。你再搁村里待着，一辈子也就是个庄稼汉。”

王建国笑了，他自个儿在北京当过建筑工，啥苦没吃过？地里刨食那是其次，最难受的是没盼头。他十八岁那年，村里有人揣着红手章，意气风发地走了，说是去首都开会，见马克思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是被人骗去当临时工，干完活钱没给，连顿饱饭都捞不着。

“入党是小事，关键是咋整钱。”王建国把表链子又撸上去，“你说老支书那点东西，除了个破自行车，就那点土特产，哪能发家？他守着那一亩三分地，咱们能挣几个子儿？”

二狗一愣，随即也笑了。他倒是没往这层面去想，他只是觉得王建国有文化，在北京混过，眼界肯定宽。

“建国，你小子脑子活。没错，光图安稳，一辈子就那么回事。现在国家都放开了，你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啥？”

“出去？出哪儿？”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，一天到晚不是装卸车，就是搬砖，累得跟条狗似的，钱挣得还没种地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