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王伟，这个月销售额又没达标，你打算怎么跟我交代？”老板的声音像根针，扎得我肉疼。我缩在办公椅上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红字，牙龈有点酸。这月第三个警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加薪，保住这个‘最低生活保障’都悬。

我端起桌上那份泡到一半的速溶咖啡，苦涩的jitou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窗外的霓虹灯早就亮了，写字楼里却像死了一样，只有打印机偶尔“咔哒”响一下。我摸出手机，翻着朋友圈，看见隔壁部门的小李刚发了旅游照，塞纳河畔，香榭丽舍大街，配文是“感谢公司组织的欧洲文化交流”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又把手机塞回兜里，那咖啡早凉透了。

“算了，”我自言自语，“吃饱饭再说。”可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嘀咕，凭什么？我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勤勤恳恳，结果呢？年终奖拿的比实习生还少。老板嘴皮子比谁都溜，天天在会上说“给我们平台，年轻人发光发热”，转头就把我负责的项目塞给实习生当练手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路上碰到个拉人力车的，叼着烟，叼着一副破口罩，一边喘气一边说：“哥们，干这行，累是累，但自由。”我点点头，没多聊。所谓自由，不过是把过去在公司受的苦，分摊到了风吹日晒的白天。

回来的时候快十一点，小区保安ナー着门卫对讲机嘟囔：“又是个加班的，早点回去啊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头也不抬地往楼道走。电梯停在一楼的时候，我听见楼下便利店传来扫码声，老板娘在里面喊：“老王！这边！刚到的海鲜，你拿点回去！”听着挺耳熟，我这才想起，小卖部王婶前两天好像跟我说过，她儿子从老家回来，在老家开了个淘宝店，专门卖海鲜干货，说我在小区跟人熟，让我帮忙吆喝。

我站在便利店里，看着王婶往塑料袋里装一袋干海参，手指粗细的干货像一截截黑黝黝的木头。王婶冲我笑：“怎么样，干的还地道吧？你老张叔上次拿回去，邻里们都抢着买。”我摸了摸那袋沉甸甸的干货，心想，这玩意儿，比公司里那些虚头巴脑的KPI实在多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蹲在阳台上，看着对面写字楼亮着的灯。